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于2009年7月2日—4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大都会议厅举办“全球智库峰会”。7月3日上午9时开始，峰会举行主题为“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的主论坛。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居民消费，并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

　　周小川说，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可能国外研究了解的不太够，一般认为中国消费太低应该增加消费，是不是家庭储蓄过高？

　　中国家庭储蓄率与gdp之比相对比较稳定，虽然比较高，但相对稳定。1992年占gdp20.3％，2007是占20％，起点有一些波动，低的时候到17％，但基本家庭储蓄占gdp比重保持在20％上下。不是这些年储蓄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原因是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是11.3％，2007年达到22.9％，同期政府储蓄，也就是公共部门储蓄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也上升了近一半。

　　比较而言，政府储蓄基数相对较小，而企业储蓄大幅度增长在中国的变化中作用比较大。应该看到中国企业储蓄高是和中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有密切关系，中国富裕劳动力寻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逐渐在沿海和城镇，在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发展方面的环节找到就业。这实际是城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的成本始终相对比较低。同时，劳动力决定他们究竟留在土地还是进城，主要取决于务农和进城务工之间的比较利益，而其他方面的影响较小。

　　另外，公司部门的利润较高可能和股权分布也有关系。广大劳动力只分享较少的公司利润。所以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企业适时要发展国有股和社会保障金的问题，步子应该迈的更大，以便让公众更多分享公司部门的高收益。中国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居民消费，并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昨天李克强副总理和曾培炎先生都特别强调了这样一点。

　　但同时，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一时还得不到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也有一个次优的选择，就是适当维持和扩大投资率。当然这要找到有效的投资方式，也就是说总储蓄减去总投资的剩余量，也许不至于那么大，不至于对国际上造成显著影响。显然，工业投资会造成过渡产能，中国还有一个具有潜力投资领域的就是加快城镇化的发展，它是对未来人口的迁移、消费条件和服务业的发展打下基础。毕竟中国城镇化是未来持续多年的发展趋势。